文◎赵磊

小知识

于右任对北朝碑刻的系统性收藏与研究，奠定了近代碑学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。

自民国初年起，他耗费二十余年心力，斥资十余万银元，辗转搜购汉魏至隋唐碑刻墓志，累计达318种387石。这批被统称为“鸳鸯七志斋藏石”的珍品中，尤以北魏宗室墓志为精粹。

其中，《元桢墓志》与《元简墓志》被视为其藏石体系的双璧，二者不仅代表了北魏书法的艺术高峰，更深刻影响了于右任个人的书法实践与碑学观念。

《元桢墓志》拓片藏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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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元简墓志》拓片藏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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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20年代，洛阳邙山因历代墓葬密集，成为盗掘活动的重灾区，大量北魏皇室墓志出土流散。

其时，日本收藏者与中国文物贩子竞相争购，导致珍贵石刻不断外流。

于右任对此痛心疾首，遂与同好张钫达成协议，凡获北魏墓志归于氏，唐代墓志归张氏。

这一分工式收藏策略，使得于右任集中资源抢救性购藏北朝墓志，其藏石中仅北魏墓志即达136种，占整体收藏的三分之一以上。

他将藏室命名为“鸳鸯七志斋”，源于藏品中包含七对夫妇的墓志，此举体现其收藏的系统性。

这批墓志多属北魏元氏（即拓跋氏汉化后改姓）宗室，其书刻代表当时官方最高工艺水准。

于右任曾明确指出其价值：“于书法可知隶楷递变之途径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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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元桢墓志》

该志刻于北魏太和二十年（496年），是现存元魏宗室墓志中纪年最早者，比迁都洛阳仅晚两年，正处于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的关键期。

1926年出土于洛阳城北高沟村后，即被于右任斥重金购藏。

全志共17行306字，单字径约4厘米。其书风体现了北魏“洛阳体”的早期特征。

隶书向楷书过渡的痕迹清晰可见，笔画方整峻峭，圭角分明，结体宽绰而取右上斜势。金石学家赵万里评其“字体劲拔无二”，尤其强调其转折处“方整沉峻、斜画紧结”的独特处理。

作为汉化改革初期的官方刻石，《元桢墓志》的书风兼具鲜卑族的雄强气质与南朝楷书的雅化趋向。

其用刀技法已脱离早期北魏碑刻的板滞，呈现出“刀斫斧劈中满是遒劲与雄强”的自然书写感，为后续元氏墓志乃至隋唐楷书的演进提供了风格范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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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元简墓志》

虽因史料所限，《元简墓志》未如《元桢墓志》般被详尽记述，但它在“元氏墓志”序列中占据着特殊地位。

元简为北魏孝文帝之弟，封齐郡王，其墓志代表着皇室核心成员的丧葬规格。

于右任将其与《元桢墓志》并置为藏石之冠亚。

元简的亲王身份决定其墓志书丹者与刻工必为当时顶级匠师，其书法形态可视作官方标准书体的代表。

该志镌刻时间略晚于《元桢墓志》，正处于隶楷转型深化期，二者并观可梳理北魏楷书风格在十年间的演变脉络。

元简生平见于《魏书·献文六王传》，墓志内容可校补正史记载，与《元桢墓志》共同构成研究北魏宗室制度的一手材料。

《元桢墓志》以“存古最早”居首，《元简墓志》则以“技法精熟”为次，共同构成北魏书法从萌发到定型的完整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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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右任早年取法赵孟頫，后转习北碑，其书风变革直接受益于对藏石的朝夕摩挲。他自述研习状态：“朝临石门铭，暮写二十品。辛苦集为联，夜夜泪湿枕”。

在楷书创作中，他不刻意模仿石刻的方锐刀痕，而以毛笔的自然挥运再现碑刻的力道。如其行楷对联“袖中异石未经眼，海上奇云欲荡胸”，虽取法《元桢墓志》的方峻骨架，却通过圆笔的掺入减弱了凌厉之势，形成“平实中见雄浑”的独特书风。

进入行草阶段后，更将魏碑的宽博体势与帖学的连贯笔意结合。其草书点画虽简，却保留了北魏墓志的开张结构，字间虽无游丝引带，却通过体势呼应形成“一气贯之”的章法效果。

这种创造性的转化，使其书风既区别于赵之谦的婉约，亦不同于李瑞清的方板，成为碑帖融合的典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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